幸福是什么

白奴

作者: [美]希尔德烈斯
译者: 李俍民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1979-12-1
页数: 424
统一书号: 10188-109

我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及《白奴》这本小说,说其中有一段关于幸福的诠释特别好。我于去年年底在孔夫子旧书店买到一本来看。另外,由于得知怀上宝宝,所以尽量减少了上网时间。每天工作完毕,我和他便坐在台灯下,用朗读的方式,阅读这本书。

当我读到以下这段文字时,我一下子就猜到,这一定就是让他长期感动的,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那段文字。

摘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事情常常是这样,幸福往往并不在于快乐的本身,而是在于对快乐的渴望和期待。对一个人来说,财富、权利和名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对斗争的渴望,向着预定的目标迈进,遭到重重困难而竭力加以克服——这才能给人以快乐。

从来没有一个崇高的意境,它本身能给人以长久的快乐。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甚至在最可怜的环境中,只要存在着一线希望,就不会感到自己是个极其不幸的人。人似乎生来就如此,有时也只能在这一点里面,对人的精神生活中千百种乍一看来似乎显得神秘而又矛盾的现象,找到解释的钥匙。

那种周围的条件使他有可能按照自己意愿所抉择的道路前进的人,不管他是否能达到目的,可以认为他已经获得了人所应该具有的最大的幸福。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他的命运、际遇和别的不利因素的妨碍和压抑,使他不能向预定的目标前进,那就不能不算是可怜的人,即使乍一看来他的生活的外部条件似乎显得不错。

——《白奴》

加藤嘉一提及的中日差异

加藤嘉一在某期《锵锵三人行》做嘉宾的时候曾笑称自己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咒骂他的邮件,这些邮件来自中国的一些青年“爱国主义者”,其中不乏一些侮辱性的唾骂和人身攻击。他刚开始觉得很气愤,之后释然,现在对这类邮件则是置之不理了。

用他的话说,是因为他理解中国年轻人对于日本的那种普遍的仇恨来自于中日历史上的那段“抗日战争”,他不明白的是为何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无法用理性的态度来讨论问题。

加藤嘉一在FT中文上也有专栏,采用中文写作,大都谈论中国问题,很多人称他为“中国通”。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意思,于是在卓越上买了三本他的书。分别是《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以及《以谁为师》。我刚看完了前两本,发现他有几个“发现”反复地出现在文章中,令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关于中日对待“公私”空间态度的差异,特摘录如下(为做对比,我将关于日本的部分用【】符号标出):

1.

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总是以校园为中心,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住在学校收费低廉的宿舍里,这是中国大学生典型生活方式。

【在东京、大阪、京都、仙台等大城市,除了本籍的大学生可以住在自己家中外,大部分外地来的大学生一般都在校外租房住。因为,大部分大学在校园内并不为学生提供宿舍,即使提供少量宿舍也不能满足数量巨大的外来大学生。这些宿舍一般只会提供给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以及一些体育特招生。据我所知,住在学校宿舍的外地学生应该不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2.

爱情这样私密的事情原本应该发生在私密空间里。于是,学生们自能在校园的某些角落营造双方的浪漫空间,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达爱情的高调姿态着实令人钦佩。恋人们会尽量选修同一门课,然后一起上课,一起下课。在没课的时候,两个人会找个空教室一起看书,而且基本每顿饭都在一次吃。在公共场所,两个人会始终自在地牵着手,甚至拥抱亲吻。

【日本大学生离开高中,走进大学校园后,就终于离开父母,获得了自由身份,在恋爱上同样有激情。他们大多住在校外,跟其他大学的学生之间的交往相当普遍,跨校发生的恋情也相当普遍。不过,由于所处的客观生活环境,他们的爱情表达方式比较低调。恋爱中的人,手牵手往来于校园,商店,游乐园之间的情景,十分常见。不过,拥抱和亲吻在公共场所比较少见,除非是晚上在公园的角落里。】

3.

中国人开放的爱情表达方式不仅发生在北大校园里,在北京的街头、公交车、地铁、商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也很常见。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过着忙碌有序生活的人们毫不隐藏,看不出任何害羞之情,他们会大胆地拉手、拥抱和亲吻。作为一个日本人,因为害羞和内向的民族性格,让我实在无法模仿中国人的行为。

【不仅是大学生,普通日本人一般也不太可能在公共场所毫无顾忌地拥抱或亲吻。对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在公共场所拥抱与亲吻是一种低素质的行为,也会有损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

4.

在北京地铁里,有些乘客会抢占座位,大声喧哗,甚至毫无顾忌地吃东西和打电话,似乎这一切都很正常。我曾经在10号线里看到一位年轻女士很不高兴地坐着,突然又打开手机开始播放音乐,她也不戴耳机,毫不顾忌会不会干扰到身边的乘客。周围乘客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他们觉得这无所谓吧。不时有一些母亲带着小孩会大嚷大叫,甚至站在位子上跳来跳去。在这些母亲眼里,也许因为小孩子太可爱了,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溺爱他们,小孩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日本人在商店、交通工具、超市等公共场所,也往往会主动避免那些干扰周围人的无礼行为。东京的地铁安静而有序,即使上下班高峰期,乘客们也会规规矩矩地上下车,不会大声喧哗,也不会发生抢占座位的事情。当然,偶尔也会有不良少年坐在地铁车厢的地板上大声喧哗,一些年轻女性偶尔也会坐在地上化妆,不过这的确只是偶然现象。这样的人随着日本社会封闭性的加深而增加,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但是整体而言,日本人在公共交通工具里一般不会大声说话,不会吃东西,也不会接电话。大家一般都在安静地看书,看报或者睡觉。假设自己的孩子在地铁里任意胡为的话,家长就会当场教训他们,有的甚至会痛骂或者动手教训,还会向周围的乘客鞠躬、道歉。】

……

关于这些现象,他在书中分析道:

总体来说,中国人将公共场所视为可以分享的空间,是弱肉强食的舞台,他们对自己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毫无顾忌。日本人则视公共场所为共有的空间,必须客气地妥协与退让,与人融洽共处,否则可能会受到社会排斥。

中国人视私人空间为个人专属的空间,它与公共场所不同,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来决定如何布局、如何维护,房子一定要打扫干净,摆设要整齐,才能好好享受私人生活。日本人则视私人空间为个人领地,脱离于公共秩序之外,可以彻底释放自己的压力。日本人在私人空间很放松,几乎为所欲为。他们毫不在乎,因为这是自己的空间,没有上司监督,也没有繁文缛节。

其二则避不了地谈论了日本人的二战观,让我可以从日本人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日本人的二战观为什么总是模糊不清,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困惑呢?

日本人的二战观的确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我相信,大部分日本人都是如此,甚至包括我本人。理由很清楚,中国人普遍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完全结合在一起,甚至作为同一场战争来看待,而日本人通常把中日战争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部分,而且大部分日本人不认为日本在二战中输给了中国人,而是输给了美国人。日本人最后决定投降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日本的土地遭到前所未有的轰炸,日本人的战争信念彻底崩塌。于是日本投降了,认输了,而日本人民既是战争的参与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大部分日本人持有的二战观。

二战后,日本以《旧金山合约》为契机,从战败中走出来,得以回归国际社会,恢复了世界政治成员的正常地位。随后,日本本着对战前的反省,指定了“和平宪法”(世界上只有日本和哥斯达黎拥有和平宪法),还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日本战后发展的道路无疑是和平的,从日本战后没有参加战争,自卫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并且没有一名自卫队员死于战争,这是日本战后走向的真实反映,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这一事实。中国人也应该了解日本战后一项贯彻的和平立场,不应该拿战前日本的理解来认识今天的日本,也不能拿战前的史实来否定战后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加藤嘉一还对比了一下中日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的差异,他提到日本人在学习世界史的时候,关于中国的部分比较偏重中国的古代史,这使得很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悠久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相对的,对于近代史,尤其是“侵华历史”讲授得比较少;相对的,中国学生则对近代史表述得更为详尽,尤其是“抗日战争”,几乎占据了整个二战历史的大部分……因而,两国民众对于那段历史的认识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造成两国人民互不理解的原因之一。

他提到他非常欣慰中国学者马立诚早在2002年就提出过“对日新思维”,他认为:

从比较圆满解决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人如何认识战前的历史相当关键;于此同时,中国人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的历史走向,也相当关键。这两者缺一不可。完善历史认识需要双方的共同参与:某一方承担责任,而另一方扮演旁观者是不现实的,必须是通过双方不断的努力去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

最后,我想摘录的是两个很小的段落,与上面没有什么连贯性,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备忘吧。

(1)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关心西方意义上的政治、言论、宗教等解放精神层面的自由。一方面,他们深知,强求这些东西并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有些为时过早。另一方面,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没把那些“自由”当回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无所谓。

(2)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时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

如何说粤语

因为下个月可能要去一趟香港,觉得有必要复习一下粤语,于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书——“Phrase In Cantonese”。

该书的作者是Betty Hung,曾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教员。另著有“Street Cantonese”、 “Cantonese Express”等教说广东话的书。

说起来,我是从04年开始学习广东话的,那个时候为工作之所需,周围都是香港或广东的同事,平时开会、打电话都是讲粤语,根本不知所云。

本以为环境能让我快速掌握粤语,岂料半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懂,令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得下定决心正式将它当门功课来学。

一开始是用带录音磁带的书(那个时候录音磁带还尚未完全被淘汰),对着书来听,有豁然开朗之感,一句一句跟着念,颇有成就感。但第二天自己也用不上磁带里的任何词语和句子。等有机会用了,又不记得了。再加上三天新鲜感一过,书就只有搁在某处落灰。

有人抱怨,你怎么还是不开口说?

我不开口说,是因为我不会说,而不会说的人听别人说自然也就不懂。但是鼻子底下就是路,别人说的自己不懂,可以私下再问。所以,我决定用“听过后,然后询问”的方法来试试。却发现实施起来很难。因为人家谈话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你还来不及记录他们的任何音节,就已经过去了,等你回头再问的时候,想模仿他们刚才的发音,已不太记得,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我心急如焚,越是想明白想说,越是不明白不能说。

索性我不论什么想开口说的都用广东腔去讲,结果当然不准,笑倒N多人,最显见的例子是,所有的人在食堂都不敢碰见我,因为我会很有礼貌地问:“你死着没?”——其实我是问“你吃(食)过没?”

引来一堆人给我纠正错误。

渐渐我发现,粤语难懂的地方在于,它大多数并非是普通话的变调,而是描述的词汇有变化,然后变化后的语音又与普通话有非常大的差距,以致难以明了。这样说可能太抽象,打个比方说,我们称钱包,广东人说银包。yinbao的音,又被广东话变了调。这个还算好,如果说“恶心”一词,广东土话用“WA DA”这一音,就更令人无从知晓其意。

之后我每每发现“新词”的写法和念法,总会用本子记录下来,记录的时候只能用相对应的普通话,还得标上声调(比如,你好!就得标注成“内候” ),最难标注的就是声调,因为广东话的调子比普通话的四声多出两个……最后我发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记录粤语发音,那就是英文字母。

这本小书,就是在我发现这一特点后找同事帮我在香港买到的。拿到书的时候觉得简直是量身订造,该书作者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而且她帮我完成了“方法论”,我直接照做即可。

言归正传,让我来简单介绍下这本书:

书中说,粤语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1.Initial:起始音(就相当于汉语拼音的声母),粤语中一共有19个;
2.Final: 结束音(可以理解为韵母),粤语中一共51个;
3.Tone: 声调,与普通不同的是,有六个粤语声调。

这三个部分,作者称之为“Romanization System”,学会了这些发音基础,就能照着这种特殊的“音标”准确地将粤语念出来。

比如书中所举的第一个例子:

根据Initial表,N同nose的N发音。

从书中的声调表(如下)可以看出,上面标注的“你”字,声调属于粤语中的第五声。(加了éih,属于下面所标注的:Low Rising)

如果你不是很明白,也可以看下面的说明并下载音频,注意听第五个字的发音,举例的发音词是“买”字,套用到”你”字上即可,这两个字在粤语中声调是一模一样的。同理,当你知道了这六个字的声调,当看到其他字标注了第几调后,就可以念出正确的声调了。

好了,你念一遍,Néih。

其余的,书中以单词表的形式列出:

附录里,作者将生活常见词归类,譬如其中的茶餐厅,就列举了很多菜单上的词语,挺实用的。

如果你会英语或会拼音,且身边语境是广东话或正在看TVB的电视剧,那么我相信你与我一样,可以接受这种学习方法,并且能很快学会说出粤语。

非理性繁荣

非理性繁荣是投机性泡沫(speculative bubble)的心理基础。我将投机性泡沫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价格上涨的信息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通过心理的互相影响在人与人之间逐渐扩散,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行列,完全不考虑资产的实际价值,而一味地沉浸在对其他投资者发迹的羡慕与赌徒般的兴奋中。

2000年1月14日,道指就达到了11722.98点的顶峰。以道指为代表的股市整体价格在五年内的总涨幅超过了200%。其他股票指数也在随后的两个月中达到顶峰。……令人好奇的是,道指(以及其他股票指数)的顶峰与新千年庆典结束的日子如此接近:似乎新千年庆典本身是市场推动因素的一部分。

——《非理性繁荣》Robert J.Sh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