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密码代替钥匙的时候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 
 
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说真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说假话成了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病。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意思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人所说的话是意思的语言表达，当然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说真话就是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毫无掩饰的心里话。说真话是人性本质的回归，是心灵的净化，是良知的呼唤。可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说假话者居多，说真话的却寥寥无几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看看历史上由于说真话而遭到的厄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敢说真话了。清雍正六年，曾发生湖南生员曾静、张熙谋反大案。第二年雍正亲自审讯，从而引出了说假话与说真话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曾、张两犯作伪供，称受浙江文人吕留良“华夷大防”思想的毒害，才起谋反的念头。于是，雍正作出“特别处理”，将曾、张无罪释放，而对已死去40年的思想家吕留良及其家族、门生作出最残忍的惩罚：凡16岁以上的子孙一律处死，以下的流放三千里，女性发配给边防军为奴。为掩人耳目，雍正还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就此案“秉公独抒己见”，各级政府不得阻拦、不得隐匿。人们心中都明白，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独抒己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几乎没人敢出来说真话，而都是违心地说：“天子圣明，拥护圣裁。”只有一个叫齐周华的秀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先被雍正下狱，后被乾隆判凌迟处死，其家族也遭遇吕留良案似的残忍处置，而说假话的真正罪犯却无罪释放，真是忠奸不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统治者都不愿意听真话。他们总以自己的好恶为天下的好恶，以自己认定的是非为天下的是非。在我国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世袭制或靠内部指定为接班人，既不受群众监督，又不受法治约束，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国家。一旦掌握了大权，他们往往就把个人置于万民之上，以为自己是天子、是圣明，人们对他们的“圣旨” 或“重要指示”只能学习、领会、执行，而不能发表异议。然而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会说错话、犯错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臣上下关系犹如猫鼠关系，对上只能俯首帖耳。久而久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残酷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实际情况是，因言废人或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历时10年的“文革”，是假（话）、大（话）、空（话）盛行的时代，由于说真话而受打击的人不知凡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 “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言论环境较以前大为宽松，但某种“唯意识形态论”依然存在，某些禁区和教条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不少人还是不敢讲真话。

再次是我国传统文化消极的影响。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许多文化精髓，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在倡导人们说真话方面更显得苍白无力，反倒是劝导人们谨小慎微。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有三大恶性：忍耐、无可无不可和圆熟，都不是倡导人们说真话的。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也是劝导人们要圆滑和明哲保身，例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种花少栽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等。这些名言警句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潜移默化地使大多数人成了不敢说真话的谨小慎微的人。我看到一项调查，有近80%的人认为说真话会得罪人、会吃亏，换句话说，有近80%的人不敢或不愿说真话。
 
【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有良知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始著书或发言，倡导说真话，其中有巴金、冰心、萧乾、钱锺书、季羡林、徐迟等。为什么出来倡导说真话的都是一些老人呢？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没有了乌纱帽，不怕因讲真话而丢乌纱；二是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堪称高寿，不怕因讲真话而招致杀身之祸；三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过去曾说过违心的话，到了老年良心回归，方知说真话的可贵。我自认为也已进入老年了，也没有了以上的后顾之忧，应该说真话，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在60岁时，写了《生命六十始》，3万多言。在前言中我写道：“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理解耳顺就是目锐耳聪，即眼睛看得清，耳朵听得真，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了，也绝不再做‘驯服工具’了，我要‘从心所欲’，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自认为是说真话的。在我履任校长时，曾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说话不留余地，就是说心里话，说真话，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绝不转弯抹角或吞吞吐吐，不怕别人抓小辫子；办事不留后路，就是凡事不推不托，一个心眼地把事情做好，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敢与当时国家教委的主要负责人，就实施学分制和取消政治辅导员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后来，公开撰文批评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批评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呼吁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不同意杨振宁先生的“中国大学成功论”……

人为什么要说真话？说真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说：“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毫无疑问，说真话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要有人听，老百姓自然是喜欢听真话的，那不愿听真话的当然就是身处高位的人了。有人甚至调侃说：说真话领导不爱听，说假话群众不愿听，于是说套话、空话之风盛极一时。

近年来，围绕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听了没有呢？没有，一点批评意见也听不进，不是闻过则喜，而是听到批评的意见则勃然大怒，更有甚者，通过新闻发言人把批评的意见说成“妖魔化教育”。依此逻辑，那批评者自然就是“妖魔鬼怪”了，这简直是对批评者的极大污蔑！

在教育部的布置和指导下，从2003到2007年，对全国592所大学本科进行评估，教育部称：“到年底评审工作顺利结束。”但是，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的评估，几乎每所大学都弄虚作假，最后竟有近80%的大学获得了“优秀”。这场假评估，引起了全国的公愤，但对于社会的众多批评，教育部领导充耳不闻，正如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所言：“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深受欢迎，它们敢碰敏感问题，敢于曝光、抨击丑恶现象，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可是，在苦苦支撑10多年后，棱角没有了，收视率逐年下降，最后《实话实说》不得不停播了，《焦点访谈》也面临下课的危险。既然群众喜爱，那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来的风格，而至停播的境地呢？这绝非节目主持人的愿望，也是他们力不能及的。很明显，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是受到某些部门的干预。这再次说明，说真话在我们这里是很困难的。
 
【我国诺奖期盼又一次落空的深层反思】

现实情况是，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如果国人都变成了“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人，势必丧失质疑和批判精神，最终必然泯灭创造性，那我国岂不变成“大国小民”的国度了吗？

2009年诺贝尔奖12月10日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今年，我国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又一次落空了，失望之余应当作深刻反思。科学学家作过统计，新兴国家在建国40年左右，一般都会获得诺奖零的突破。例如，苏联、东欧各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南非、巴西等国，都一一被验证了。可是，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不仅诺贝尔奖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建筑、计算机、文学、新闻、艺术等一级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奖，也依然是零纪录。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民主、自由的研究氛围和政策，人们没有质疑、怀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冒险的勇气和支撑系统。从基础教育开始，就窒息了少年儿童的好奇心，用标准化和趋同思维代替了从事发明创造所要求的求新、求异、求变的思维能力，从而导致绝大多数人缺失原创能力。虽然我国在“做大、做强”的宣传方面十分热闹，但这只是“外行看的热闹”。内行要看门道，这门道就是要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营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氛围，须知创造性的“果实”只能在自由的园地里生长出来。据说，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又有几项属于原创的呢？中国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吗？有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吗？有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大学吗？没有！

从教育改革方面说，要全面实施创造教育，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改革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开展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如果不提倡人们说真话，不制订确保说真话的人绝对安全的政策，就不能发扬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也就不能开发人们的创造力。最后，由于创造力的缺失必然制约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将很难跻身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的行列，由制造大国变为创造大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又是我的一席真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前几天与几个算是相熟的人吃饭，在座五人，有三位都是在最近房价飙涨的情况下亟不可待地买下房子，这三人均已结婚，谈不上为结婚而购房；其中一个孩子一岁半，也不存在有扩大空间的需要，所以当我问其原因，半天也说不上个正经理由。

而在此饭局前，也才与一租处的房东谈完今年的租房合同，他要求涨价，理由是最近房价普遍上扬，附近租金也在涨，我说好，当前房价确实攀升得够快，能理解——不过，一旦泡沫骤破，你也务必按市价缩水之比例给我把房租给降下来。他呵呵笑称不可能，回头又愁眉苦脸道：“不瞒你说，我孩子大了，我家才60平米左右空间太窄小，所以我又花了50多万购置了一新房，加上银行利息，房租总值有七十多万……每个月还贷压力真的挺大。”

呃，我真不能理解，将自己大笔资金投入如今虚高的房产，然后唯唯诺诺地收紧开支，尽情地在怀抱着几间房子和以安定为借口安抚自己因“投资”所带来的负债，真的就能有所谓安定的幸福感吗？真的就能规避通胀风险了？看来，在房产投资的世界里，人人都是受。Pin

以下转自：人渣经济笔记

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家庭真的认为现在房子的售租比（房价/租金）高得不合理，认为房价是虚高，为什么那么多家庭不选择租房？

如果房价是不能被现在和未来的租金所能支持的，那租房就严格比买房划算。

我听过很多买房的理由：买房可以带来安定，租房比较麻烦，装修差，和房东关系不好处，老是要搬家。还有就是传统，中国的家庭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特别是对新婚夫妇，双方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在自己的房子里结婚等等。

但这些理由，其实都是在论证，在其它情况一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售租比就会相对较高，因为在中国，拥有房子所带来的“服务”要超过租房所带来的“服务”。租一套100万的房子也许只要付2500块一个月，但拥有一套100万的房子带来的潜在服务，减少的麻烦以及增加稳定和幸福感，要超过2500块。或者更直白一点，即便租房严格便宜，很多人还是觉得买房更舒服，更划算。任何认为在目前的房价和租金水平下，买房比租房更合适的人，其实都不自觉的在论证：考虑进买房带来的各种显性隐性的回报，房价相对于租金并不算高。（请注意，这并不意味房价不高，只是相对租房而言）。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房价有泡沫，虚高了，就应该忍住不买房，先租房等泡沫破了再买。如果你既认为有泡沫，仍然还是决定买房，这两件事情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拿自己人生中也许最重要的投资不重视。

 
没错，所有人都需要房子住。但有地方住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买房，美国的住房拥有率多年以来也就是在2/3左右，剩下的1/3家庭没有自己的房子，在欧洲的不少国家，比如说德国和法国，住房拥有率还要更低，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大家也没有都睡在马路上。

如果你真的相信是售租比太高，那何不租房？这才是对高房价最好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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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买房（2）

何不买房（1）

转自：很黄很暴力

多_维_社记者万毅忠报导

08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大地震不仅震撼了中国，也惊动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特拨经费，派出15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Jon Alpert及其助理Matt O’Neill前往四川，希望拍摄一部地震科教片，以警醒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美国西岸民众，为美国人寻找最佳的抢救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摄制组还有两名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学者，广东籍的邝治中教授和四川籍的夏明教授。四人于震后第十日飞抵成都，在震区拍摄了十天，地震暴露出的中国社会矛盾改变了他们拍片的初衷，制作出了一部中国社会问题纪录片。在纽约，HBO执行总裁Sheila Nevin看完样片，决定追加投资精心制作，这位顶尖的纪录片制作人认定该片有望摘取09年奥斯卡纪录片奖。

09年5月5日，HBO在时代广场总部为该片首映举办酒会，7日晚8时该片将在全美HBO频道播放，这部片的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总长度39分钟。

《劫后天府泪纵横》将于四川地震一周年前夕在全美HBO频道播放。（取自影片网站）

 震区拍摄十日

摄制组于5月22日到达成都，四人带着卫星电话，下了飞机还在当地配了手机，租用了两辆吉普车。他们从报道中选取了两个重灾区，夏明和Jon Alpert去绵竹市的汉旺镇，邝治中和Matt O’Neill去都江堰市的向峨乡。

第一天（23日）：汉旺是绵竹的工业大镇，位于绵竹市正北偏西10公里处，人口有七八万之多。因为灾情严重，这里驻扎了很多军人。摄制组在汉旺拍摄到了片中第一个画面，一位小女孩走向倒塌的学校，向死在废墟里的同学鞠躬。

第二天（24日）：听说绵竹市富新镇家长要游行到60里开外的成都请愿，倒塌的富新二小死了很多学生，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设灵堂，花圈一直摆到了街上。摄制组立即转向富新，在路上遇见了游行队伍，Jon Alpert扛起摄像机混入游行队伍中，在都江堰的另一摄制组也火速赶来，Matt O’Neill拍摄外围。

富新小学家长们捧着儿女的遗像步行去德阳市示威（夏明提供）

他们跟着行进了20多公里，拍摄了这样的画面：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下跪阻挡游行队伍，家长们和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的对话，和德阳市副市长宋玉华的争吵，还拍摄到一位新华社女记者被当地官员驱赶。可能是摄制组的存在给游行家长们增加了安全感，家长们直叮嘱他们：请跟紧我们，请跟紧我们。 游行家长引来的官员中，有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他招来外事警察，四人被告知不允许拍摄游行。

第三天（25日）：前一日巧遇家长游行，使他们决定聚焦于死难学生，这一天他们在德阳拍摄倒塌的学校。

第四天（26日）：他们去死难学生在农村的家中做家访，采访顺利无人干预。

第五天（27日）：听说汉旺中心小学家长们在堵路抗议，他们赶往拍摄，又遇上了德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陈正权，着令外事警察查验护照，发现他们持旅游签证，并无采访许可，这一天德阳市公安局发令，四人必须离开德阳地界，否则将遭逮捕。

第六七八天（28、29、30日）：四人离开德阳，去都江堰、什邡和成都，走访拍摄了十多所学校。

第九天（31日）：四人在成都听说德阳绵竹富新二小的家长们将在六一儿童节举行活动，为在天堂中的孩子们过节。这一活动非拍不可，这些画面将会为纪录片增色，但四人再去德阳，恐怕凶多吉少。于是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雇请了一名当地摄影师，Jon Alpert给一台摄像机让他分开行动单独拍摄。

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夏明提供）

第十天（6月1日）：四人坐着吉普刚到富新二小门口，就被警察包围。他们无法下车，只能放弃拍摄驱车回到成都。当地摄像师没被警察盯上，但在离开现场时被警察跟踪，一直尾随至成都，在成都兜了很大的圈子才甩掉警察，把录像带交给摄制组。由于当地摄像师坐的是夏明在成都姐姐家的私家车，警察径直前往夏明姐姐家搜查。 这天下午，四人前往成都一家超市购物，两位吉普车司机在停车场被警察扣留，警察从十多辆警车中冲下来把四人团团围住，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德阳警察和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联合行动。 警察坚持要把四人押往四川省公安厅，他们拒绝，双方在停车场僵持。他们打电话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告知要避免警察冲突，于是便去了省厅，做了讯问和笔录，一直折腾到午夜十二点，共耗去8个多小时。因为夏明在四川有人际关系，警察没有搜查和扣留他们放在宾馆的拍摄素材。 四川省外办人员告诉他们：你们绝对违法，马上离开！国务院已下了新指令，六一以后，四川外办发的采访证全部作废，原来有证件的人都未必可以再采访，何况你们什么也没有，快走快走。

第十一天（6月2日）：四人在上午乘机离开成都。

6月23日至7月31日，回到纽约的夏明教授把58个小时录像中的四川话全部翻译成英文。8月，开始剪辑，最初成片一百分钟，后精剪为一个小时，Sheila Nevin将目标调整为角逐奥斯卡奖后，追加投资重新编辑，将未来市场扩大到电影院，并按奥斯卡要求，片长减为39分钟。

被掩盖的豆-腐-渣

四川地震共造成七千多所学校倒塌，中国公布的师生死亡人数是7千多人，封从德在震后的5月20日根据中国公开报道所做的统计是16365人。（见封从德：汶川师生遇难人数估算报告）

摄制组认为中-国-政-府-在学校建筑质量问题上掩盖真相。根据他们在灾区所见，学校建筑倒塌比其他建筑多，富新小学的教学楼倒塌，旁边楼房却没倒，连门口一栋百年建筑都没倒，农民自建房也没有整体垮塌，而教学楼却结结实实的垮塌了。都江堰的新建小学教学楼也是一垮到底，周边楼房都没有垮。向峨小学全部垮塌，而旁边的医院纹丝不动，红白中学也是如此。

 

死去的孩子们（夏明提供）

在学校拍摄的时候，基层地方官员向家长们保证：我们一定查，一两个月就拿出报告，给大家一个说法，把罪人送上法庭。他们还拍摄到建筑专家在查看钢筋和混凝土后，指出明显不合格。

原本说一两个月可以出的报告，后来一直没有出笼，也没有官员因学校倒塌受到处罚。人们看到的是-政-府用钱来解决问题，每个死去的孩子赔六万，再给家长存入三万元的社保。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牵涉很多官员的渎职和腐败，深挖下去，恐怕会挖垮官场这张网，四川地震会引起巨大的官场地震。”共–产-党通过政治上的分赃制度，通过机会、荣耀、物质和官职，来摆平下面的官员。官员又是通过同样的分赃，摆平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党的骨干分子又如法炮制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骨干，如此这般一层层地建立起党的根基和体系。”夏明认为这才是捂盖子的根本原因。

“学校出问题，绵竹和德阳的党委书记们和市长们恐怕脱不了干系，深查下去会触动党的基层官员和骨干分子的网络体系，所以党宁愿花钱解决问题，也不容许基层网络被触动。”夏明对多维分析说：”我认为捂盖子的决定是由中央作出的。”

 

倒塌的都江堰新建小学，温家宝曾在这里温情喊话。（夏明提供）
中国在地震中心

十天在震区的拍摄，产生了一部准备角逐奥斯卡的《劫后天府泪纵横》，也为夏明的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题目，他的新著《中国在地震中心》已经列入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天灾必有饥荒，历来是灾荒相连，饥荒后出现流民，流民带来混乱直至起义。夏明在四川震区发现，共-产-党-再次推翻了这一历史逻辑。19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没有天灾却有饥荒，但却没有流民，更没有混乱，因为共-产-党-强大的控制使得老百姓饿死都无法反抗。 

曾获得15次艾美奖的美国名导Jon Alpert在拍摄现场（夏明提供）

这次川震出现了另一个逻辑，有天灾，但没有饥荒，百姓得了高补偿还是要抗议闹事。夏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的根本需求，已经从过去对食品安全的追求，转向追求人身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给他们发放了救济粮、抚恤金，他们还是要讨说法、讨公正。夏明对多维引述了纪录片中一位丧子母亲的话：钱，我不要！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未来不能让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夏明认为此话出自中国农民之口，说明中国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生活在饥饿和死亡边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追求。人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价值和尊严的提升。”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体制一个很根本的挑战，共-产-党-认为你们吃饱了，为何还要放下筷子骂娘，因为共-产-党-还在用食品安全的底线来要求中国人。”夏明对多维分析说。

夏明在震区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百姓的抗议没有激化成暴力冲突。他们拍摄了百姓对官员严厉的质问，甚至骂官员狼心狗肺，但冲突始终停留在言语层面，没有激化成暴力，他们甚至看出警察的心慌胆怯。夏明认为这是中国的进步，因为中国官员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尽管不断遭受警察阻拦甚至扣留，他们发现警察的自我克制。

夏明在《中国在地震中心》要阐明的另一观点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基层危机上的失败。在拍摄中他们发现，德阳富新二小家长们示威的成功激励了远在都江堰的新建小学的家长们，于是他们去堵路。夏明认为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矛盾，结果是这边压下去，那边又起来了。豆腐渣学校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始终没给老百姓说法，夏明打电话回四川回访家长，年老一些的人会说：这就是天命，我们认了，不再想这些事情了。 

 

夏明和Matt O’Neill在川震现场拍摄

但火焰并无止熄，问题会接踵而至，别的地方矛盾爆发，这里的百姓也会趁机宣泄自己的委屈愤恨。夏明认为这就是为何在中国，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事件，一个女孩淹死，带出了计划生育被罚款者、被城管驱赶者、受过欺负者等等一系列人，人们把老账新账一起算。夏明认为这种扬汤止沸的危机处理模式，根本没有解决每一个细小的危机，这与中-国-政-府-要追求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因为每个细节都埋伏着定时炸弹，一旦风吹草动，就酿成大危机。

中-国-政-府-处理基层危机的失败还表现在《劫后天府泪纵横》中几个有趣的镜头：下跪的绵竹市委书记说”走，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也有很多冤屈。”一个镇长说”去，你们去跟上面说，让他们知道情况，也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层层有冤屈，下情不上达，基层官员怕自己管不住下面，会被上级问罪。一旦基层问题控制不住，小官员们就有意把事情弄大，让上级知道此事重大棘手。夏明认为中国的底层官员有两个极端的选择，为了捂住问题，他们不择手段甚至下跪，一旦捂不住，他们就把事情夸大，让上级觉得不得了了革命了。小事变大事，基层官员一来可以推脱责任，二可引起上级注意。因为上级财政比基层充裕，可以用紧急财政拨款用钱来解决问题，于是地方官员得以解脱。
 
汶川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进步？

BBC点评中国李大同／5.12大地震一周年了。比起地震时中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如今灾区的人们怎么样了，已很少有报道。中国人真的是一个健忘的人类共同体吗？如果只从媒体报道上来衡量，一定会得出肯定的结论。

拒绝遗忘

然而我们知道有一群人正在做着媒体不予报道或者被禁止报道的事儿，那就是要调查出并向社会公布地震中所有死亡孩子的名单。

发起这项调查的人是艺术家艾未未，响应他的提议的志愿者有数百名，他们拒绝遗忘。

人已经死了，是否知道他们的名字有意义吗？很有意义。有名字，死者就是具体的、有音容笑貌的，可追忆的，可尊重的。

没有名字，死者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冷酷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拍摄电影《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近日披露，他在影片中，力图使被日军屠杀的同胞具体起来，于是要求数名研究这段历史的国内专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名字，这个小小的要求竟然难住了这些专家。

相比之下，日本在原子弹轰炸中死去的十几万人，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连婴儿也不例外。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里，更是挂满了成千上万在集中营里被屠杀的死者的生前照片。

亡灵就这样”活着”，震撼人心。生者对死者的态度，标示着人类的文明程度。

“公民调查”受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未未们称为是”公民调查”的行动，也是文明之举。他们深入灾区，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

这些都以纪录片的方式留存下来，这里面”问题太多了”。笔者相信，这些调查记录，将是一份可贵的人文资源。可惜，这些热心人不受政-府-欢迎。

我看到不少志愿者赴震区调查时的记录，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当地警察的跟踪、讯问和遣返，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很明显，对这些志愿者的拦截是由当地政-府-统一布置下来的。

在法理上，应当承担调查、公布死亡公民数字、名单责任的，恰恰是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在干什么呢，据报道是要投资几十亿建设一个什么地震遗址公园，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项目，引发网民们的强烈质疑。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至少可以公布第一批死亡者的名单吧？做这个事儿很难吗？艾未未们在层层阻拦之下，仍迅速确定了四千多死亡孩子的姓名。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国家机密”。

笔者看到这些报道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在民众看来是善举的事情，到了政-府-官-员-那里就成了一个”阴谋”？

真相

实际上，有不可告人之处的，恰恰是某些政-府-官-员-的作为。一位署名”耀华”的志愿者，在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坦承”接近真相的过程像是一次次被强奸的过程”，”越接近真相就越绝望”。

“耀华”能够接触到的真相肯定极其有限，即便如此，仍然令人震惊：”一位大妈告诉我们，政-府-把救灾物资存放在库房里不予下发，有一次领导要来视察，政-府-来不及处理，雇了很多村民把大批的衣服和大米拉到外面烧掉，由于太多，一些来不及烧掉的就挖坑填埋。这位大妈是当时被雇去做这些事情的人之一。”

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一次村民们在晚上十点钟，突然被召集领取某项救灾款，后来才知道款早就拨了下来，第二天上面有领导专门来视察。

一位大哥说他们一次在新闻里看到说外面给映秀捐赠了一万件羽绒服，但是他们从来没见到衣服的影子，他说映秀就剩下三千来人了，那一万件羽绒服到哪里去了。”

问题远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志愿者了解到捐赠给灾民的板房甲醛严重超标。如果媒体有报道自由的话，将可以发现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可以讨论解决的方法，可以形成今后应对灾难的财富。

可惜，在官员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国家机密”。一年前信誓旦旦要严查豆腐渣学校工程的官员，现在不查了，一律推给地震，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震区那些严格监督下施工的数十所”希望小学”，没有一所坍塌，甚至完好如初。数百亿元慈善捐款究竟用去了多少，怎么用的，只有天知道。

地震一周年前夕，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了。留下了充满悬疑的博文：”我的存在，是他们的恐惧，是他们的对手，一个对手的离去，对于他们，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啊！”"告诉您，不要逼我，真的，不要逼我。好不好？”谁是冯翔的”对手”，谁在”逼”他做什么？

笔者遗憾，在地震中被激发出来的中国民众的善心、善举，没有能固化为制度成果；近10万生命的消失的代价，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进步？如果没人能说出来，那是谁之过？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场讨论，终于解开了一个我一直以来的迷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王小峰。

答案就在下面一些被我划线的句子里：

摘自：http://Solidot.org

我们需要翻过无形的墙吗？
matrix 发表于 2009年3月19日 13时20分 星期四      
来自time曰王犯部门

  对于IT从业人员，我们能切身体会到墙带来的麻烦，它会无缘无故的封杀技术类网站，例如著名开源代码托管平Sourceforge就多次被墙挡在外面。对于研究社会的学者，它是否也阻止了他们开拓视野，了解自我？知名博客王小峰表示《何必要红杏出墙？》，他说他与韩寒只看墙内的东西，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国内新闻中发现有意思的东西…..互联网的信息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思考和启发，反而让骨子里的那些劣根性的东西在上面发扬光大。”

但有些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这种想法是坐井观天，而资深研究员杨恒均也认为《翻过无形的墙去了解中国、世界和我们自己》，他以自身经历指出，一位美国华人教授评价“你的文章很多人看，但我不会看的。你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而有学者却“为什么要看墙外面的？对于我的研究，国内的已经足够了。”他认为“很多本来应该具有更广阔视野的专家学者就把自己自绝于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样的人，哪怕天资过人，也很难是一个思想和学术上比较完整的人。”

我说都不会话了，因为墙。(得分:4, 见解深刻)
sunge (8808) 发表于 2009年3月19日 16时32分 星期四 (#34196)
( http://geektalks.cn/ )

大家真的不明白“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墙的作用不仅仅是让你看不到墙外边，“它们”当然知道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翻过去。墙的本质是，当你被墙挡住，你就意识到，墙外边的东西，是国家暴力所不允许你知道的。这样，在你的心中，就会出现“自我审查”，我称它为“心墙”。这时，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就会浮上你的心头，难道不是吗？

当你被“墙”到，不管你翻还是不翻，你的自我审查就会加深一次。久而久之，等到“心墙”加固，我敢保证，你说都不会话了。

正如同我上面说的，你翻墙翻得越多，你的心墙越厚。然而，同样的，你越是理解力强（比如韩寒王小峰之流？），即使你从来都不翻墙，但你必然对墙非常敏感（比如你到了可以去设计墙的水平，比“它们”要设计得好得多），则“心墙”必然越发坚固。

请对号入座：

1. 理解力低，不翻墙 => 对自身，国家和世界没有正确认识的愤青；

2. 理解力高，不翻墙 => 容易背叛的知识分子；

3. 偶尔翻墙 => 得过且过的僵尸 ；

4. 习惯性翻墙 => 被吓傻了的虚无主义者。 有墙，你逃得掉吗？

–
「奇客怪谈」 http://geektalks.cn/

附王小峰文《何必要红杏出墙？》（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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