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如何写煽情的标题和字眼，我想如果能通过这个相册聚集一些善良的人，哪怕是拿出10元钱，也许都能创造奇迹。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1194628/

请看到这篇日志的同学，如果在豆瓣，麻烦推荐下这个相册，如果是我身边的朋友，请你捐出10元钱，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虽然这个国家还有千万个这样的孩子，虽然也许我们能帮的只有一个。

请捐出你的一份小小的爱心，谢谢！

事情原由：

探望白血病儿童马粒之（文/阮一峰）

自贵州行之后，短短2个多月间，“红粉笔”团队又去了内蒙古、安徽、广西……主办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教者，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走。红粉笔的脚步显得好急促。

由于天气逐渐变得寒冷，各地也阴雨连绵，对于每隔一周间隙就又上路的同一批主办方工作人员来说，多少显得有点狼狈。我的印象中，先是子林的口腔溃疡导致高烧，住院了，然后是领队强也感冒了。再是初夏（我一直从心底认为她是很漂亮的一笔，因她先是作为贵州行的一个志愿者参加了红粉笔，既而加入到主办系成为一名工作人员。）偶说身体不适。紧接着貌似很强壮的BENEN也在MSN上挂着一句“养病中……”

我知道精神的力量是强大的，否则，是什么支撑他们一路走了那么远？但我也看到其中的一些不和谐的符号：

2006年11月15日，我看到初夏在BLOG里写到：

这两个月来，好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形形色色的人，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层出不穷。

也许我不该期望值过高，每个人都只是平凡的人而已，即使他的职业是高尚的！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责任？
这些词有正解吗？
或者其实人人都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吧。
心绪不宁的时候，一张张的看今年九月在开阳时的照片。
然后一点点的回忆那些场景那些情节。
真是一段最单纯的时光！
做志愿者，才有保持内心纯洁的机会！珍惜吧。

然后今天又看到BENEN在11月25日的时候针对组建平安希望小学的平安集团发的几句牢骚：

     三次的平安合作，让我感触颇深。我一直认为平安红粉笔合作是比较低调的做公益事业，实实在在，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豪华的车队、没有频繁的接待和应酬，志愿者们的支教行为更加单纯。

     平安的公益事业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影响力也是不容质疑。我们现在所在的广西梧洲龙华平安希望小学，据说曾经是梧洲市长为政绩而争取来的，这到没什么，关键是一个希望小学的名声为这所学校带来了不少源 源不断的资助，也使这些学校养成了伸手要东西习惯。

     从井冈山到梧洲，这些平安希望小学无不给红粉笔的志愿者们留下劣迹斑斑的痕迹。

     井冈山，堆子前平安希望小学，校长一再向我们提出要彩电的要求。

     凤凰，培民小学，校长把学校办成了教育公司，利用孩子们的家庭贫穷向社会各界要钱要物。

     梧洲，龙华平安希望小学，向支教老师们提出要二台电脑，一台台式，一台笔记本（原因是看到我们有几台笔记本）和把学校教室前的土路铺上水泥。
     平安集团成就了乡村教育事业，同时也养了一批厚颜无耻的教育败类。

我想，很多时候动机单纯,结果却不一定一尘不染。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的是:公益事业也是事业,和其他任何商业事业一样,如果想取得成功,必将需要高明的管理手段。我记得V告诉过我HK李嘉诚手下有一大批商界精英,专门为他打点慈善基金,他付给他们的薪水并不比付给那些帮他做房产的经理少。

自然,名人搞慈善事业的动机我们先且不去争论,只是,社会各界所捐助的资金,他们的来源,流向,运作,效果的衡量,被资助单位的实际受益等等等等,绝不比做个年度财政报表简单多少。而且,公益事业和其他商业事业又有那么一点儿不同,最明显的是:它的产出是无形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对于慈善家,则是关乎他的名誉和声望，或者也有他的理想主义成分。)

这个时候,一味追求一些钱到底做了多少件事情的话,自己绝对会失望透顶。你说说这个社会有多少不平等?

慈善事业并不能充当救世主。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配社会资源的有两个手,一个是无形的手—市场;另一个也没有什么形状—政府。曼昆说：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但公共政策又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极不完善的政治程序指定的..呵呵,那么好象慈善事业应该是第三只手了。写到这里好象有点走题,对于BENEN所说的事实，我的观点是:”平安集团本没有真正成就乡村教育事业，当然就会养出一批厚颜无耻的教育败类”这是必然结果。而对于慈善事业，最终慈善不慈善，还要靠好的管理。

一直认为实践是最好的开始，在一个单纯的信念下，红粉笔遇到的挫折越多，获得的经验就越多，如何做下去，怎样做下去，思路会更开阔。路都是走出来的，我仍然坚定地相信，它会越走越好。

注：曼昆，全名N.GREGORY MANKIW,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学生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宏观经济学>(诺思出版公司)是美国非常畅销的教科书.张五常先生曾写过一篇<向曼昆致敬>写得蛮有趣。
  

然而，这个愚蠢的决定，让原本轻松的课堂，一下子变的沉重。

那节课上，我将班级分成5组，每一组起了一个名字，它们分别是：正直、诚实、勇敢、坚强、善良。

我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不记得我们这些老师，也可以不记得我，但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老师给你们上的那些课还有黑板上每一个组的名字。

孩子们狠命地念着黑板上的字，仿佛要将它们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那天，我还是为他们录了音，只到回到家再清理行李时才敢拿出来听，我想我应该把这些话再以文字的方式纪录下来，作以纪念，虽然这样的做法也同样很残酷……

“恩——我爱你，我想你。”

——刘丹鳞

“我们诚实勇敢！“

——徐扬

“我还没有想好。”

——吴美

“我会记得你。”

——刘涛

“谢谢你。”

——曾宏诚

“李老师，你走了，我们都会想你。”

——袁飞

“亲爱的老师，你走我们会想你的。”

——马红梅

“老师，你教了我们这么多知识，我们应该感谢你，我们长大应该……应该学得更好！|

——黄家明

“老师你走我们一定会很伤心。”

——莆艳

“……老师，我是潭秋荣……李老师，你别走，走了我们会伤心的，我爱……我爱你的，爱你的同学潭秋荣。”

——潭秋荣

“亲爱的老师，你走我们会哭的。”

——李宏伟

“亲爱的老师，我会一辈子记得你。”

——郭兆晰

“老师我爱你。”

——李雪梅

“老师，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我抄给你。”

——肖华荣

“老师，你走……你走我会很伤心。”

——吴维维

“老师，你走之前我会记得你！”

——郭贵发

“老师你走我很伤心。“

——朱德涛

“勇敢起来！”

——何孟华

“别哭了，大家都别哭！”

——杨江

我没有录下所有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因为已经录不下去，哭声呜咽一片，我也很难受。

每一期所到学校的孩子们，虽然从来没有接触过照相机，却都拍出了令人惊讶的作品。

那些照片，也许光线还不够好，也许构图还不够美丽，但那有什么关系，要知道，那里有他们的世界。

我准备向BENEN拿到了这次支教中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存在自己的BLOG里，骄傲地笑——三年级的孩子们，里面有好多你们的作品，老师真高兴！

PS:照片还没有拿到,只好等等,实在有点无厘头.

他平头圆脸小眼睛，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曾点他起来回答问题，他只是一边笑笑一边摇头，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不会！”然后一条腿翘到课桌上。

其他孩子纷纷皱着眉头对我嚷嚷：“老师别理他，他什么也不会，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是弱智！”

我的心咯噔一下：孩子们嘴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评语？

在复习字母歌的时候，我悄悄留意了一下良亮的反应，他注意力不易集中，喜欢在座位上上蹿下跳，但如果看到我朝他微笑，他也会报以一个明亮的笑,也会跟着我夸张的口吻，念几声字母的发音。

下了课，我去问班主任，他为难地告诉我，良亮的确应该有点智力问题，教他写名字，硬是学不会。他们的数学老师觉得他是弱智。

原来“弱智”一说，由此而来。

第一次英语作业，他和另外一个调皮的男生没有交，放学后我叫他们俩儿留下，自己往课桌中间一坐，一边一个孩子，盯着补作业。

调皮的孩子开始埋头苦干，而良亮却在本子的空白处抹上了一堆希奇古怪的符号。我拍他的肩膀道：“嘿，良亮，我们照着英语书上的字母写好吗？还记得A是怎么念的吗？”

他会念，然后迅速地在本子的一角写了个歪歪扭扭的A。

是的，良亮不喜欢在规定的格子里写字，并且，他写的所有字母都不是按照常规的笔顺，而是以一种你想也想不到的地方去动笔描画。

算我浅薄好了，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智力问题，他只是与其他的孩子的思维方式不同罢了。

我称赞他写的真不错，但也建议他在格子里写写试试。他不解地望着我，我告诉他说，先在格子里练习写得又正又直，以后才可以在任何纸上写出漂亮的文字啊！他才笑着点点头。

我还向他示范我写每一个字母的方法，他开心地拍桌子，仿佛终于发现了一种写得更快的途径。但有些字母我并没有刻意去纠正，比如G，他喜欢从勾子的里面往外面画。

这只是有一点点不同，不同不是罪过。

事后我向班主任说到他的进展，希望老师们不要再当着他和同学的面说他是弱智。孩子们都是需要鼓励的，特殊的孩子，只是需要特别一点的方式去引导，而且，他们其实更需要老师的关心和爱护。

简单粗暴的指责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恶性循环，给他和他身边的孩子们都带来身心上的不良影响。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背后，也隐藏着另一个因素。

夜晚开例会的时候，大家都谈到了各自班上类似的孩子，我们观点一致，认为那些孩子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智力问题。学校老师们这样评论，导致班里的孩子们模仿，羊群效应下，特别的孩子更加“特别”。许多老师，不过也刚刚调到这里上课，过不了多久，又要调到县城去。如此频繁的调动，令他们中的一些无心施教，思考如何去关心和帮助孩子就更加无从谈起。

人往高处走，我们无法武断地称他们不负责任，现实的条件让每个人去争取更高水平的生活。而一旦处于某个位置，大概也要为这个位置付出才行，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很可能因你一句重话而受挫。做小学老师，非易事也，言行需慎重，需要了解儿童心理学，还需有各种教学方法以及经验。

还不待我感慨，次日下午班里就又出事了。

刘丹鳞抱着一只大花猫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群三年级的孩子，花猫绝望地嘶叫，刚有挣脱，就被孩子们揪住尾巴或耳朵，顷刻，猫叫和孩子们的喧闹，混成一锅粥。

马上要去电教室去上老旷的“奥运专题”，我要提前让他们排队进教室，没想到来了只“不速之猫”。

“为什么把猫带到教室？”我先让他们全部回到座位上，向刘丹鳞问道。

“因为……因为它很可怜，它都有两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刘丹鳞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它有两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呢？它是小野猫，还是一只有主人的猫啊？”我问。

“我知道——我知道！！！”孩子们又炸开了话匣子。

“别吵，让刘丹鳞同学先说，其他同学补充！”

“我们，看见它两个星期了，每天都在学校后面喵喵叫，没有吃的，很可怜。我们喂饭给它吃。它的主人不理它！”

看来，这是只家猫，如果是野猫，孩子们要收留就难办了。

我最终是叫一个知道猫主人的男生将猫送了回去，再叫对猫依依不舍的刘丹鳞组织同学们排队进电教室。好容易让孩子们安静了些，突然一个同学尖叫道：“陈习军吐了！”

陈习军是班长，瘦高个。平时很是心高气傲的样子，拿作业本给我时，甩在桌上就走人。我曾试图接近他，但他的防范心很强。

只见他伏在课桌上喘息，地上一片黄色呕吐物。

一些孩子开始跳着走远，有些捂着鼻子说臭。

我走过去，摸一下他的额头，很烫，问他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他说没事，早上已经吃过了药。

我问同学要扫帚和灰，他们递给我扫帚，就再没有动静，然后看我下楼去扫灰，也跟在后面。我将灰土填在呕吐物上，将之扫在簸箕里。再四处张望拖把时，有几个女生悄悄提来来清水和拖把，我刚要自己拖，又有几个男孩子说：“老师，今天我做清洁，我来吧！”

我想我不用说什么，孩子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跟老师去办公室喝点水然后休息一下好吗？”我摸摸陈习军的头问。他迷迷糊糊地说好。

上课铃响后，刘丹鳞有模有样地指挥其他同学去了电教室。我让陈习军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己出去门口买了瓶冰的矿泉水，打湿了纸巾放在他的额头。

后来他的班主任告诉我，他的母亲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留下他和他的姐姐。父亲后来再娶，后母带着自己的母亲跟过来，之后又生了个小妹妹。一家人住在学校附近，种点地生活，也算清贫。

放学后我带上他妹妹送他回家，叫妈妈送他去门诊打针，妈妈一边皱眉一边说，早上就说要带他去打针了，他不去，你看看现在。就是这么倔。

姥姥拉我的手叫我歇息一下再走，我说不了。她颤微微地对我说：“这孩子倔强，我来后，还从没有叫过我一声姥姥呢！”

而他的姐姐，听到外面有声音，也走出来看看。我叮嘱她以后要照顾好弟弟，叫他有病就去看医生不要拖拉。姐姐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不笑，也不说话。我好奇地问：“你不上学吗？”她避开我，要往房里走，姥姥说，她去年就不去了，之前学费贵耽误了一年，后来学校说有补助，可以再去上学，可她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不好意思，就不去了。

“那现在在家帮忙种地吗？”我问姥姥。

“是啊，女孩子嘛，缝缝补补啊，种地帮手啊……”姥姥答。

临走，我拉那姐姐的手，看着她的眼睛问：“可以上学的，真的不去了吗？年龄大一点没有关系的。”她的目光似乎闪了一下，却又很快暗淡下去，摇摇头，缩回了手。

那一刻，我只恨自己不是美猴王，不懂那七十二般变化，无法降伏那些孩子们的心魔。

第二天，陈习军交给我作业时开心地蹦过来告诉我：“李老师，我的病已经全好了！我姐姐说谢谢你！”

后几个孩子住得较远，走了一个多钟头后仍要徒步1、2个小时。上山的路潮湿而狭窄，有的路只能容一人身通过，孩子们一边嬉戏一边奔跑，在田野里采摘大捧大捧的鲜花送给我们。

城市里只有歌星和恋爱中的人才可独享这样的待遇吧，而在山里，花儿追捧的却是我们这些临时的老师。你都想像不到山野里的花儿有多美，还偶尔夹带着些无比鲜艳的野果，意趣盎然。

累了时，孩子们就说他们家种着甜甜的西瓜，还泡着最香的茶！望梅止渴也好，我们坚持上路。途中不禁想：“一个成年人尚且走的如此辛苦，何况这些瘦弱的孩子们？他们每日要走2次，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除了寒暑假，日日如此往来。

家访中有遇到家中环境殷实的，有大的玉米仓库，我刚眼馋，却答我是全部用来喂猪儿的。还有的父母常年不在家中，由外公外婆或着爷爷奶奶照顾，过年给他们带点花花绿绿的文具，孩子们却高兴不起来。

还有一个小女孩，一回家就瞅她背上小弟弟，压弯了半边身，还说不累不累。有一家的爷爷奶奶对我们说：她姐姐知道老师要来的，就先跑回来叫我们泡好了茶，自己说要提前把牛放了，说不定还能赶回来看见老师，结果现在还没有能回来……

我们坐下歇息，喝着他们泡的苦丁茶，清新的茶叶带着刚摘下的泥土清香。

仍是说着几乎同样的话：“他们在学校表现不错，希望家长叮嘱他们一定吃中饭，饮灌好的凉开水以及督促他们按时完成作业，以后有机会定会考取大学……”

几乎自己都快相信，他们能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虽然清醒时也明白：考上大学也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它大概可以构成一个动力，这样就已经很好。

孙告诉我，她班上的一个女孩子还跟她说，将来要考上清华大学。

也许总会这样：当理想实现的时候，将会带上一点虚无，只是你曾经奋斗过，确实是最美的财富。

在前几次的家访中，志愿者老冼给我们讲到一个他家访时了解的情况：“那天我与安老师配合连上3节课，能上的课都上了。放学与几个孩子一起回家，家访了七八个家庭，除了看到真正的家徒四壁外，还想到更深程次的问题，几个同学中有一个是无母，另一个是父母双亡，何秀兰，出生3天父触电身亡，母一去不回，随爷爷和叔婶生活，故家中叫她为“何孝”。我们跑了一个多小时到她家，她婶以超大嗓门说侄女如何不懂事，调皮，学习成绩也不好，典型的草根家庭啊，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有问题，安老师努力地工作，鼓励他们立志，讲述学习的方法，订立学习的计划……”可是老冼最后自己也问：“用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

那天家访后，我发现志愿者老旷和他的搭档陈开始放弃搭车而徒步下山，没有给任何解释。

爱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尚且不敢论断，但起码在这次的支教中，我们和孩子们都在互相传递着爱。与其说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课程和知识，不如说是我们再度因孩子们的那些纯真的感谢而感动。

强说，曾经有前志愿者，回到公司后脾气大坏，会指着上司或下属说：“你们这群虚伪的人！哪里比得上那些孩子们！”

陷得太深了，当再次面对坚硬的社会，就显出不经意的软弱。人生不可能单单是支教日，还是要慢慢调整过来。

回忆当天，田野里山花烂漫，我们从烈日当空，走到夕阳西下。当光线无穷无尽地变化时，孩子们继续向前奔跑着指路，我的脑海顿时一望无际，如远处风中微微摆动的玉米地，带着丰收的喜悦和一点点对于未来的忧愁……

在为图书分类的时候，我们不禁为现在精美而齐全的少儿图书而感叹——百科全书，恐龙大全，历史小故事，科技时光，美术探险……那一整套带插图彩页的《安徒生童话》，是否就曾经是你梦寐以求的童话？

我兴奋地分着书，不停地念叨：“孩子们看到这些，一定会疯的！”

然而当天的贵阳之行，却与“读书活动”这个字眼，几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跟着我的是三年级的刘丹鳞和陈丽，座谈时不停地抱怨，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动物园啊？

此前，我们刚刚从德克士的炸鸡店里出来，和米老鼠哥哥说再见。

安排中还要去动物园，这让两个孩子坐立不安，吵着要去看猴子。我突然想起，贵阳的黔灵公园，以不关在笼子里而供参观的猴子最为出名。

“你们去过动物园吗？”我问。

“没有！动物园里有猴子吗？”她们齐声问我。

“有的，有的，还有狮子老虎大象孔雀呢！”我拍拍胸脯对她们说。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她们煞有介事地看一看我的手表。

“开完了会就去！”我抬头去看台上的主持人。

座谈气氛刚开头还算活跃，各个志愿者班里的小孩子，纷纷站在台前表演了他们为教师节准备的节目，如学前班的孩子唱了一支〈小星星〉，而四年级的孩子开口就来：“HELLO，EVERBODY，I’M……”。只到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说他在这几天和我们的相处中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懂得了如何对对子时，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他用主办方此行的标语作为头联，写了个后联。很多人笑了，也许是出于赞叹，也许是出于别的什么。

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这些孩子们并没有预先做任何彩排，他们的表演也好，话也好，全是临场的表现，但最后一个男孩子的说法，却给人一种做作的感觉。我一时想不到这感觉来自哪里，又是从何而来。

紧接着，老旷冲上去讲了几句：

“下面鼓掌的各位，你们真的认为他们唱得好吗？说得好吗？其实这些在城里的孩子们那里，根本什么都不算！你们看到他们的个头儿了吗？你们猜得出这个孩子有多大吗？他有九岁，九岁知道吗？你的孩子在九岁时，大概要比他高一个头吧！”

老旷有点哽咽。

志愿者们彼此看着对方，有点诧异，为什么老旷要在这个时候重提这样一个议题。

他说了，说了这些孩子不吃中饭，辣椒粉咽饭，还说了他们中有一些，每天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学校上课。

“还有这个孩子。”他拉着一个男孩子的手，说：“出发前，校长叫他们来城里前洗个澡还要换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这件旧的牛仔服，就是这个孩子最漂亮的衣服。他还去把头发理了，他的头发一向都是他爷爷亲手理的……这一次也是……我说完了……”

座谈会一下子变得很尴尬，然后，有一个城里的小姑娘站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念道：“写给山区里农村伙伴的一封信……”

我意识到，这是由ＳＳＦ或者某电视台安排的环节。小姑娘声情并茂地朗读着，她的嗓音甜美，仪态得体，读完后，还双手将信转交给坐在下面的一个孩子。我回头看，突然见到几个高年级的女孩在哭。她们后来说，听到她用她城市里优越的环境来对比她们回家干农活的场景时，心里觉得很难受。

最后，主持人又问了个与此次活动相关的问题，由强来回答。强仍然强调了一下主办方“精神扶贫”的要义，干脆简洁地结束了会谈。

ＳＳＦ书店会后才发现忘了发文具，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发放，有几个孩子抢起来，有老师喊：“别抢，每一个同学都有，接了文具要跟叔叔说谢谢哦！”

这时，刘丹鳞悄悄拉我的手，我低下头问怎么了？

她说：“我要上厕所了！憋了好久了！”

在等孩子们排队上厕所时，我看了看四周这个金碧辉煌的书店，三层：有阅读场地，还有茶和咖啡。白炽灯明晃晃地亮着，照耀着书架上色彩纷呈的书籍。

然后，那种怪异的感觉又来了，我方才了解：这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几个钟头前还是梯田，山野，几个钟头之后就是高楼大厦。由于太鲜明地碰撞在一起，令人感到不适。前一秒你还为此行让孩子们领略过“现代城市的教学”而沾沾自喜，后一秒却又被眼前的差距打击到谷地。

之前也常常听刘队说他家的女儿比刘丹鳞和陈丽小，但个头却高出好多，那时候也许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该有多高没有概念，所以并没有太在意，而就在刚刚，那个念信的小姑娘，高挑白皙，就真的足足比我身边的两个高出许多。

还有三个月才满九岁的她，已经会写流畅通顺的信，周末去参加新东方，作文比赛拿过奖……这些对于丹丹和丽丽来讲，是多么遥远而陌生。

“老师，我厕所上完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动物园？”陈丽先跑出来抓我的手。

“就去了，不过，我们先要去附近看看贵州师范大学！”

“什么是大学？”她似乎兴趣索然。

“大学啊，就是你长大了后要去学习更多知识更多本领的地方！”我底气不足地回答道。

“啊～那我们还去不去动物园啊？”刘丹鳞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过来。

“去啊，去过了大学就去！”我说。

“那我们就快点去大学吧！”她们异口同声道，眼睛里充满着期盼。

贵州省教育部门近年曾下达过一个“三小工程”，所谓“三小”，指的是“小操场、小厕所和小食堂。”这所小学的食堂，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孩子们就是这样，你对他们微笑，他们也对你微笑，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对你更好，他们比成人，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喜爱。

那节课为配合教师节的联欢，我决定教他们唱歌和跳舞，排一个节目。孩子们中知道有“教师节”的过半，但知道是哪一天的却一个也没有。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上９月１０日，说，这个日子是为感谢教师的一个节日，今年已经是第２２个教师节了。

至于排的节目具体要唱什么，倒是先去听了听他们会唱些什么。

平常，他们的音乐课都由其他老师代上，由于缺乏专业老师，大多数时候，音乐课不过是改成了自习。三年级的孩子了，能唱的歌曲寥寥无几。能齐声唱出口的，则是一首歌颂妈妈的山歌。

我灵机一动，建议保留歌曲的曲调，然后改编歌词。

那歌儿开头的原词是：

倚在你的怀里

听着你的歌儿

孩子们改的是：

坐在你的教室

听着你的课啊

恩，真不错，除了字数一致外，还能保持意思相当。

我一下子有了信心，趁热打铁，大半节课下来，歌曲就被改好了，而我只对此稍稍做了一点改动。孩子们还为歌曲取了个名字，叫做《老师，我爱你》：

坐在明亮的教室

听着你的课啊

还没有听够课啊

课就下了啊

牵着你的手

风雨不害怕

听着你讲的故事啊

诚实勇敢啊

（重复）

老师我爱你

老师我爱你

祝福亲爱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我不太清楚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朗读时全无我想象中的羞涩。

是我低估了他们的智慧，以为山里的孩子们接触外界少，接受能力上会稍微迟缓一些，但几节课下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很快就被吸收走，也总是让我将下节课的内容补充进来。他们的聪明机智，远远超出我想象。

原来，孩子们都是一样的，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好奇，求知欲强是天性，如此活泼，也如此可爱。

我竖起大拇指不停地夸奖他们，他们也雀跃不已。歌曲在下课前唱得七七八八，下课了还有人哼．

午饭我们在学校的食堂吃，学校安排的是农家菜，玉米，南瓜还有豆腐干蔬菜，好不丰盛．

我匆匆吃完饭，走出去，想上楼再看看教案．一群学生挤在门口，捧着饭盒边吃边跟我说老师好．也见一些孩子们嘴里津津有味地咬着红色辣椒油滴满手的小塑料袋，啃着里面的辣豆腐干．

正欲细问，碰到刘队冲我走来．

＂你早上收了孩子们的礼物？＂他问．

＂是啊．＂我答．

＂地瓜和梨？＂他问．

＂是啊，小地瓜和小沙梨．＂我答．

＂你知道那地瓜是什么？＂他又问．

＂是什么？＂我有点蒙了。

＂我刚才见一个孩子，中午只吃地瓜当午饭！＂

有那么几秒钟,我木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好。回头我悄悄地问了几个孩子，你们吃过午饭了吗？他们一笑一闪，回答说没有吃。

细了解下来得知，不仅是我们班，其余班里也有相同的情况，有的孩子虽然有米饭吃，作饭的却是一层红色的辣椒粉末或是几条辣萝卜，伙食最好的孩子，就是闷土豆了。

这里的孩子普遍发育不良，个头较为矮小，不吃足三餐，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不吃？”我问。

“不想吃——”孩子们答。

“不饿吗？”我问。

“不——饿。”孩子们答。

怎么会不饿？我心酸。

夜晚的会谈上，志愿者们纷纷提到这个问题，大家突然感到沉重，如果一个孩子饭且不饱，你拿什么去鼓励他们的精神世界？

然而，我想到第一日在学校参观时，教学楼一层招贴的1~6年级的学杂费一览表，刨去由政府负担的学费，学生们要交纳的只有本张的费用，大约在5~15元左右。

你看，连你我都可负担得起一个孩子读完整个义务教育。但那又能怎样？你恐怕供不起他们一辈子，甚至供不了他们读大学。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的是精神扶贫而非物质捐助。”林曾这么对我说：“虽然我们每次都有诸如捐赠书籍和文具或是各类财物的行为，但这些远远比支教本身来得低调。”

“我们最好能向学校老师多了解些情况再做结论”，强总结道。

也是，这世界一向艰难与矛盾。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打乱整个支教的进程，虽然我们遗憾地看到米饭和梦想在斗争，但我们还是得继续播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