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 
 
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说真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说假话成了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病。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意思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人所说的话是意思的语言表达,当然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说真话就是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毫无掩饰的心里话。说真话是人性本质的回归,是心灵的净化,是良知的呼唤。可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说假话者居多,说真话的却寥寥无几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看看历史上由于说真话而遭到的厄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敢说真话了。清雍正六年,曾发生湖南生员曾静、张熙谋反大案。第二年雍正亲自审讯,从而引出了说假话与说真话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曾、张两犯作伪供,称受浙江文人吕留良“华夷大防”思想的毒害,才起谋反的念头。于是,雍正作出“特别处理”,将曾、张无罪释放,而对已死去40年的思想家吕留良及其家族、门生作出最残忍的惩罚:凡16岁以上的子孙一律处死,以下的流放三千里,女性发配给边防军为奴。为掩人耳目,雍正还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就此案“秉公独抒己见”,各级政府不得阻拦、不得隐匿。人们心中都明白,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独抒己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几乎没人敢出来说真话,而都是违心地说:“天子圣明,拥护圣裁。”只有一个叫齐周华的秀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先被雍正下狱,后被乾隆判凌迟处死,其家族也遭遇吕留良案似的残忍处置,而说假话的真正罪犯却无罪释放,真是忠奸不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统治者都不愿意听真话。他们总以自己的好恶为天下的好恶,以自己认定的是非为天下的是非。在我国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世袭制或靠内部指定为接班人,既不受群众监督,又不受法治约束,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国家。一旦掌握了大权,他们往往就把个人置于万民之上,以为自己是天子、是圣明,人们对他们的“圣旨” 或“重要指示”只能学习、领会、执行,而不能发表异议。然而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会说错话、犯错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臣上下关系犹如猫鼠关系,对上只能俯首帖耳。久而久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残酷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实际情况是,因言废人或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历时10年的“文革”,是假(话)、大(话)、空(话)盛行的时代,由于说真话而受打击的人不知凡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 “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言论环境较以前大为宽松,但某种“唯意识形态论”依然存在,某些禁区和教条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不少人还是不敢讲真话。

再次是我国传统文化消极的影响。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许多文化精髓,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在倡导人们说真话方面更显得苍白无力,反倒是劝导人们谨小慎微。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有三大恶性:忍耐、无可无不可和圆熟,都不是倡导人们说真话的。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也是劝导人们要圆滑和明哲保身,例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种花少栽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等。这些名言警句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潜移默化地使大多数人成了不敢说真话的谨小慎微的人。我看到一项调查,有近80%的人认为说真话会得罪人、会吃亏,换句话说,有近80%的人不敢或不愿说真话。
 
【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有良知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始著书或发言,倡导说真话,其中有巴金、冰心、萧乾、钱锺书、季羡林、徐迟等。为什么出来倡导说真话的都是一些老人呢?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没有了乌纱帽,不怕因讲真话而丢乌纱;二是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堪称高寿,不怕因讲真话而招致杀身之祸;三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过去曾说过违心的话,到了老年良心回归,方知说真话的可贵。我自认为也已进入老年了,也没有了以上的后顾之忧,应该说真话,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在60岁时,写了《生命六十始》,3万多言。在前言中我写道:“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理解耳顺就是目锐耳聪,即眼睛看得清,耳朵听得真,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了,也绝不再做‘驯服工具’了,我要‘从心所欲’,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自认为是说真话的。在我履任校长时,曾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说话不留余地,就是说心里话,说真话,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绝不转弯抹角或吞吞吐吐,不怕别人抓小辫子;办事不留后路,就是凡事不推不托,一个心眼地把事情做好,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敢与当时国家教委的主要负责人,就实施学分制和取消政治辅导员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后来,公开撰文批评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批评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呼吁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不同意杨振宁先生的“中国大学成功论”……

人为什么要说真话?说真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说:“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毫无疑问,说真话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要有人听,老百姓自然是喜欢听真话的,那不愿听真话的当然就是身处高位的人了。有人甚至调侃说:说真话领导不爱听,说假话群众不愿听,于是说套话、空话之风盛极一时。

近年来,围绕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听了没有呢?没有,一点批评意见也听不进,不是闻过则喜,而是听到批评的意见则勃然大怒,更有甚者,通过新闻发言人把批评的意见说成“妖魔化教育”。依此逻辑,那批评者自然就是“妖魔鬼怪”了,这简直是对批评者的极大污蔑!

在教育部的布置和指导下,从2003到2007年,对全国592所大学本科进行评估,教育部称:“到年底评审工作顺利结束。”但是,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的评估,几乎每所大学都弄虚作假,最后竟有近80%的大学获得了“优秀”。这场假评估,引起了全国的公愤,但对于社会的众多批评,教育部领导充耳不闻,正如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所言:“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深受欢迎,它们敢碰敏感问题,敢于曝光、抨击丑恶现象,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可是,在苦苦支撑10多年后,棱角没有了,收视率逐年下降,最后《实话实说》不得不停播了,《焦点访谈》也面临下课的危险。既然群众喜爱,那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来的风格,而至停播的境地呢?这绝非节目主持人的愿望,也是他们力不能及的。很明显,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是受到某些部门的干预。这再次说明,说真话在我们这里是很困难的。
 
【我国诺奖期盼又一次落空的深层反思】

现实情况是,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如果国人都变成了“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人,势必丧失质疑和批判精神,最终必然泯灭创造性,那我国岂不变成“大国小民”的国度了吗?

2009年诺贝尔奖12月10日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今年,我国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又一次落空了,失望之余应当作深刻反思。科学学家作过统计,新兴国家在建国40年左右,一般都会获得诺奖零的突破。例如,苏联、东欧各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南非、巴西等国,都一一被验证了。可是,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不仅诺贝尔奖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建筑、计算机、文学、新闻、艺术等一级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奖,也依然是零纪录。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民主、自由的研究氛围和政策,人们没有质疑、怀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冒险的勇气和支撑系统。从基础教育开始,就窒息了少年儿童的好奇心,用标准化和趋同思维代替了从事发明创造所要求的求新、求异、求变的思维能力,从而导致绝大多数人缺失原创能力。虽然我国在“做大、做强”的宣传方面十分热闹,但这只是“外行看的热闹”。内行要看门道,这门道就是要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营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氛围,须知创造性的“果实”只能在自由的园地里生长出来。据说,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又有几项属于原创的呢?中国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吗?有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吗?有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大学吗?没有!

从教育改革方面说,要全面实施创造教育,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改革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开展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如果不提倡人们说真话,不制订确保说真话的人绝对安全的政策,就不能发扬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也就不能开发人们的创造力。最后,由于创造力的缺失必然制约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将很难跻身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的行列,由制造大国变为创造大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又是我的一席真话,勿谓言之不预也!

同一天

“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摘自钱学森对温家宝的讲话
(2005年7月29日)

10月31日,钱学森去世,周济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