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瑚之海

2007年四月30日 | 分类：首页->笔记

六、佛陀世容：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进程。

1、  悲惨世界 

无论是云冈、敦煌、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石窟，印度传来的佛传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其中以割肉贸鸽、舍身饲虎和五百强盗剜目等故事最为普遍。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这些故事其实更是现实人间的直接写照，但却是严重歪曲了的现实。财产衣物被剥夺干净、亲生儿女被捆缚牵走，造反，受刑……所有这些不都是当时人们所常见亲历的真实景象和生活么？却都被用来宣扬忍受痛苦、悲苦冤屈也不要反抗，以换取屡世苦修成佛。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当时的现实是：从东汉帝国的瓦解到李唐王朝的统一，四百年间整个社会总的来说长时期处于无休止的战火、饥荒、动乱之中，大规模的屠杀成了家常便饭，曹魏建安曾经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西晋八王之乱揭开了社会更大动乱的序幕。中原十六国此起彼伏，战祸不已，杀戮残酷。偏安江左的东晋南朝也是军阀更替，皇族残杀。下层百姓陷入了无穷的苦难，为了逃避兵役，只好抛家弃子，披上袈裟，“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现实生活是如此悲苦，身家毫无保障，命运不可捉摸，事物似乎没什么“公平”和“合理”，好人遭恶报，坏蛋占上风。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非理性所能解答，也不是儒家孔孟或道家老庄所能说明。于是佛教走入了人们的心灵。 “经曰：业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苦乐即此身受。生报者，次身便受。后报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后乃受。” 现实既然绝无公平合理，于是把因果寄托于轮回，把合理委之于来生和天国。努力忘却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从而也就变得更加卑屈顺从，逆来顺受，更加作出“自我牺牲”，以获取神的恩典。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北魏的雕塑是被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着的异常宁静的主人，秀骨清相，并不显示仁爱、关怀、慈祥等神情，表现的恰好是对世间的一切的完全超脱。那种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 

统治者匍匐在佛像前，也要作为神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并非偶然，云冈佛像的面貌恰好是地上君主的忠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黑痣也相吻合。当时有些佛像更完全是门阀士族贵族的审美理想的实现：某种病态的瘦削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都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高标准。 

2、  虚幻颂歌 

隋唐实现了统一和长时间的平和稳定。隋塑的方面大耳，朴实拙重是过渡特征，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更关怀现实，不复是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思辨神灵，而是作为管辖世事、可向之请求的权威主宰。 

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宗教是服务于政治的，佛教愈来愈被封建帝王和官府所支配管辖，作为维护封建政治体系的自觉工具。连佛教内部的头目都领官俸。伦常的儒家思想终于深入佛教，“利根事佛，余力通儒，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殉国忘家，裨助至多”。在艺术上，唐代雕塑中，温柔敦厚关心世事的神情笑貌和君君臣臣各有职守的统治秩序，充分表现了宗教与儒家的合流。这里的佛堂是具体而微的天上的李唐王朝、封建的中华佛国。 

隋唐的壁画以对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神的恩宠。雕塑的佛像也不是以现实中的普通人为模特儿，而是以享受着生活、体态丰满的上层贵族为标本。 

3、  走向世俗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其起点分别是魏晋、中唐、明中叶。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以缴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科举制度确立；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与各级政权。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 

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色彩俗艳，装饰风味日益浓厚；菩萨小了，供养人的形象愈来愈大，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服，并各按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化，那么现在凸现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是人间的上层罢了。壁画开始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到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的体现。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乐而忘返，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的意味之中。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少有改变后就推出了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不要那一切繁琐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并且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走进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便感到那是失去一切的宗教艺术：尽管洞窟极大，但毫无精神，壁画上的菩萨毫无生气。宋代雕塑的神的形象已充分世俗化、人间化，更不用说晋祠那些有名的侍女像了。 

本文发表于 on 星期一, 四月 30th, 2007 at 4:20 pm ，类别是笔记. You can skip to the end and leave a response. Pinging is currently not allo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