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摘记（5）
七、盛唐之音：
1、青春、李白
李唐帝国从中原到塞北普遍施行均田制，经济发展，南北朝那种农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经由中唐走向消失。“仕”与“婚”（重视婚姻关系的汉魏北朝门阀观念）成为唐一代士人的两大重要课题，而且官阶爵禄正日益替代阀阅身份，被唐代社会视为最高荣誉所在。名气极大的门阀势力如王、谢，在齐梁即已没落，顽固的北朝门阀如崔、卢，在初唐被皇室压制，而非门阀士族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上升，紧接着高宗、武后确立科举，由考试而做官、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就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不必再像数百年前左思无可奈何地慨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一条充满希望的路等待着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去开拓。
对外开疆扩土，军威四震，国内是相对的安定统一，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取长补短；中外贸易发达，“丝绸之路”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产生“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中。即使是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是诗。
论唐宋诗区别者，多矣。钱钟书《谈艺录》指出：“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虽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这倒恰好象征式的复现着中国后期传统社会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老、由朝气蓬勃、纵情生活到满足颓唐、退避现实的历史进程。
闻一多相当敏锐地述说了由六朝宫体到初唐的过渡，提出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跃的节奏”，罗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诗歌由宫廷走向生活，六朝宫女的靡靡之音变而为青春少女的清新歌唱，最典型的，正是闻一多强调的刘希夷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憧憬和悲伤。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上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重哀歌，下与杜甫式的饱经忧患的现实悲痛，都绝然不同。它展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的顶峰。“四杰”就要向更高的盛唐峰巅攀登了。于是，尚未涉世的这种少年空灵的感伤，化而为壮志满怀要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襟。”一个人在度过了十六七岁的人生感伤期之后，也经常是成熟的具体行动起来：及时努力，莫负年华，立业建功，此其时也。
“四杰”之后，迎来了盛唐之音的鲜花怒放，它首先由陈子昂著名的四句诗喊出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悲愤的，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豪壮而并不悲痛。
建功立业的首要道路似乎是边塞立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的“大可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一副强横乱闯的豪迈风度，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
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方面。它在中国诗史上确乎是前无古人的。盛唐边塞诗中，情绪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的战争，也壮丽无比：“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拿中唐李益著名的边塞诗作比，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其中毕竟微增秋厉，不似盛唐快畅了，更不比“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的凄厉。
壮丽动荡的一面为边塞诗所占有，优美宁静的一面则由田园诗派写出。孟浩然的《春晓》如此，特别是王维的辋川名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如果拿晚唐杜牧的名句来对比，“青山隐隐水迢迢……”，也极其空灵美丽，非常接近盛唐，然而毕竟更柔婉清秀，没有那种阔大气质了。
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因为这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深刻地反映着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傲岸不驯。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李白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美妙奇异。尽管时代的原因是李白缺乏庄周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才作品中却已合二为一。
然而，这个极峰，与文学上许多浪漫主义峰巅一样，只是一个相当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典范阶段，那就是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
2、杜诗颜字韩文
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而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他们几乎为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形成为正统，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
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集大成者”。其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习可至的人工美了。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摸，那种超群绝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为公正规矩的世俗风度。比如颜字，颜以楷书最为标准，它“稳实而利民用”，本就吸收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韩文也类似，“文从字顺”，对比从六朝到五代作为文坛正统的骈体四六，其口语的通俗性可学性极为突出，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杜诗就更不用说了。李白是“放浪纵恣，摆去拘束”，而杜甫则“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缜），“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从此以后，学杜似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炼字锻句，刻意求工。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爱用，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型却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杜甫把这种形式运用得熟练自如，十全十美。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外形式的追求，而是与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继六朝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韩、颜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真正流行和奉为正宗，并不在唐，而是在宋。唐代韩柳散文并不流行，杜诗声名也不及元、白，甚至恐不如温、李。韩、杜都是在北宋经欧阳修（尊韩），王安石（奉杜）等人的极力鼓吹下，才突出起来。新兴的士大夫们由初唐入盛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到北宋，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个方面取得了全面统治。杜诗颜字韩文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日，正好与这一行程相吻合。不是少数几个世袭的门第阀阅之家，而是四面八方散在各地区的大小地主，更欢迎和接受这种更为通俗的规范的美。
杜、韩、颜为代表的一派与以李白为代表的一派，共同具有那种元气淋漓的力量和气概，“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沧浪诗话》），他们大体同产于盛唐之时，被共同视为“盛唐之音”，但依我看来，真正的盛唐之音只是前者。